第32章 初进校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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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半年，假二月，糊裡糊塗過三月，這是農民諺語。
新年第一個月感覺時間特别長，因為比較閑，所以時間過得很慢，二三月青黃不接，人們過得不是那麼舒服，夢裡糊塗過日子，加緊田間管理，每天匆忙，時間就自然而然感覺特别快。
生産隊裡鐘聲又敲響了，“出工了，出工了，”值班人員扯破嗓子在那裡提示大家，小麥地除草施肥，油菜籽地施肥除草，這段時間，地裡的雜草鵝兒腸（草名）長得特别快，對莊稼來說它是雜草與莊稼争奪肥料，對農民來說他就是寶，既可以喂豬，也可以喂牛，是不錯的青飼料。
植物對農村農民來說都是有用處的，萬不得已還可以曬幹當柴燒。
大松已經滿七歲了，算大小孩了，其他同齡孩子已經割草撿柴了，大松每天隻是照看弟弟妹妹，也引來鄰居小孩的羨慕和非議。
“大松不割草撿草，每天和弟弟妹妹玩，真舒服！”鄰居小孩都這麼認為。
“我要上學，我要讀書！割草撿柴是大人的事！”大松有爺爺奶奶，爸爸媽媽，也輪不到他們幹這些事，帶好弟弟妹妹，每天數好數就行了，這是家長的要求。
有爺爺奶奶，大松幾兄妹還是很幸福的，與其他小朋友的童年大不一樣，放牛割草，挑水揀柴，都沒幹過。
一九七八年的曆畫還真好看，農業學大寨。
圖中寬大的道路，層層梯田，确實很美。
農業學大寨，中共宣傳部門樹立的典型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生産大隊位于太行山區，自然條件惡劣，土地貧瘠。
從1953年開始，大寨人在黨支部的領導下，大搞農田基本建設，把深溝變良田，将坡地壘成水平梯田，實現了糧食大豐收，創造了奇迹。
1964年12月，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，把大寨精神概括為:“政治挂帥、思想領先的原則，自力更生、艱苦奮鬥的精神，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産主義風格”，号召“農業學大寨”，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。
大寨經驗在全國的推廣，曾起過積極的作用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農業學大寨運動受“左”傾錯誤思想影響，對農業生産産生了一些消極影響。
1963年夏天，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長勢喜人，根據往常的經驗，等待村民們的将是一場大豐收。
誰知，8月初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，“稀裡嘩啦”狂瀉了7天7夜。
虎頭山的7條山溝濁浪滔滔，村民們眼睜睜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壩，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。
全村的800多畝土地中，有139畝梯田被沖為平地，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，其餘620畝也幾近于絕收。
洪水還毀掉了村民們的家。
全村270間窯洞和房屋，塌了190間，63間成了危房，能住人的隻剩下17間。
80戶人家，78戶無家可歸。
在之後的重建過程中，陳永貴三番四次鼓勵村民:“在這世間，‘人’是最寶貴的。
遭了這麼大的災，我們村沒有死人，是大喜。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隻要我們拿出大幹苦幹的精神，天塌下來也頂得住！” 雖說“人”是最寶貴的，但光有人也不行。
重建家園需要大量的石料，于是村民們開始四處尋找适合取石的山體。
宋立英的丈夫賈進才帶領的分隊找到了大寨與金石坡村交界處的“石窩”。
石匠們都說這個石窩是“老虎吃天，沒法下口”，“要打開起碼要半年”。
起初，賈進才和3個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擊破點，若能打開這個缺口，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。
他們找來炸藥，整整9天過去了，那塊石壁上的石頭還是無動于衷。
大夥兒們并沒有氣餒，他們開始尋思“四兩撥千斤”的巧法子。
在10天的尋石過程中，賈進才們砸碎了兩把大錘，3根一米多長的鋼釺被磨得隻剩下一尺左右，10多個七八寸見長的鐵楔被打得隻剩三四寸。
這，就是大寨人的精神。
在此後的歲月裡，各個國家領導人紛至沓來，18位外國元首先後造訪，上千萬名國内參觀學習人員和多名外國遊客接踵而來。
大寨，不再僅僅是“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”的大寨，它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标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:林縣人民通過學大寨，憑着一股“大寨精神”在險峻的山上開鑿出了一條“驚天地、泣鬼神”的人工天河——紅旗渠，徹底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的困境，創造出了高産穩産的農田，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。
而學大寨能否有成效、有多大成效，主要取決于“學什麼”和“怎麼學”。
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中，不乏教條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，有的看見大寨糧食産量高，回鄉後就片面強調糧食增産，而置經濟作物于不顧；有的見大寨開山墾田，回鄉後不顧實際條件刻闆模仿，結果嚴重破壞了林業資源；甚至有來自平原地帶的參觀者覺得大寨的梯田很壯觀，回鄉後想号召鄉親們模仿。
小主，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，後面更精彩！ 就這樣，“農業學大寨”的口号以利弊交錯的态勢，在長達十四年的日子裡影響着幾乎每一個中國村莊。
1973年，年僅26歲的郭鳳蓮當選為大寨黨支部書記，從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。
1975年9月
新年第一個月感覺時間特别長，因為比較閑，所以時間過得很慢，二三月青黃不接，人們過得不是那麼舒服，夢裡糊塗過日子，加緊田間管理，每天匆忙，時間就自然而然感覺特别快。
生産隊裡鐘聲又敲響了，“出工了，出工了，”值班人員扯破嗓子在那裡提示大家，小麥地除草施肥，油菜籽地施肥除草，這段時間，地裡的雜草鵝兒腸（草名）長得特别快，對莊稼來說它是雜草與莊稼争奪肥料，對農民來說他就是寶，既可以喂豬，也可以喂牛，是不錯的青飼料。
植物對農村農民來說都是有用處的，萬不得已還可以曬幹當柴燒。
大松已經滿七歲了，算大小孩了，其他同齡孩子已經割草撿柴了，大松每天隻是照看弟弟妹妹，也引來鄰居小孩的羨慕和非議。
“大松不割草撿草，每天和弟弟妹妹玩，真舒服！”鄰居小孩都這麼認為。
“我要上學，我要讀書！割草撿柴是大人的事！”大松有爺爺奶奶，爸爸媽媽，也輪不到他們幹這些事，帶好弟弟妹妹，每天數好數就行了，這是家長的要求。
有爺爺奶奶，大松幾兄妹還是很幸福的，與其他小朋友的童年大不一樣，放牛割草，挑水揀柴，都沒幹過。
一九七八年的曆畫還真好看，農業學大寨。
圖中寬大的道路，層層梯田，确實很美。
農業學大寨，中共宣傳部門樹立的典型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生産大隊位于太行山區，自然條件惡劣，土地貧瘠。
從1953年開始，大寨人在黨支部的領導下，大搞農田基本建設，把深溝變良田，将坡地壘成水平梯田，實現了糧食大豐收，創造了奇迹。
1964年12月，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，把大寨精神概括為:“政治挂帥、思想領先的原則，自力更生、艱苦奮鬥的精神，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産主義風格”，号召“農業學大寨”，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。
大寨經驗在全國的推廣，曾起過積極的作用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農業學大寨運動受“左”傾錯誤思想影響，對農業生産産生了一些消極影響。
1963年夏天，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長勢喜人，根據往常的經驗，等待村民們的将是一場大豐收。
誰知，8月初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，“稀裡嘩啦”狂瀉了7天7夜。
虎頭山的7條山溝濁浪滔滔，村民們眼睜睜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壩，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。
全村的800多畝土地中，有139畝梯田被沖為平地，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，其餘620畝也幾近于絕收。
洪水還毀掉了村民們的家。
全村270間窯洞和房屋，塌了190間，63間成了危房，能住人的隻剩下17間。
80戶人家，78戶無家可歸。
在之後的重建過程中，陳永貴三番四次鼓勵村民:“在這世間，‘人’是最寶貴的。
遭了這麼大的災，我們村沒有死人，是大喜。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隻要我們拿出大幹苦幹的精神，天塌下來也頂得住！” 雖說“人”是最寶貴的，但光有人也不行。
重建家園需要大量的石料，于是村民們開始四處尋找适合取石的山體。
宋立英的丈夫賈進才帶領的分隊找到了大寨與金石坡村交界處的“石窩”。
石匠們都說這個石窩是“老虎吃天，沒法下口”，“要打開起碼要半年”。
起初，賈進才和3個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擊破點，若能打開這個缺口，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。
他們找來炸藥，整整9天過去了，那塊石壁上的石頭還是無動于衷。
大夥兒們并沒有氣餒，他們開始尋思“四兩撥千斤”的巧法子。
在10天的尋石過程中，賈進才們砸碎了兩把大錘，3根一米多長的鋼釺被磨得隻剩下一尺左右，10多個七八寸見長的鐵楔被打得隻剩三四寸。
這，就是大寨人的精神。
在此後的歲月裡，各個國家領導人紛至沓來，18位外國元首先後造訪，上千萬名國内參觀學習人員和多名外國遊客接踵而來。
大寨，不再僅僅是“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”的大寨，它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标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:林縣人民通過學大寨，憑着一股“大寨精神”在險峻的山上開鑿出了一條“驚天地、泣鬼神”的人工天河——紅旗渠，徹底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的困境，創造出了高産穩産的農田，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。
而學大寨能否有成效、有多大成效，主要取決于“學什麼”和“怎麼學”。
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中，不乏教條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，有的看見大寨糧食産量高，回鄉後就片面強調糧食增産，而置經濟作物于不顧；有的見大寨開山墾田，回鄉後不顧實際條件刻闆模仿，結果嚴重破壞了林業資源；甚至有來自平原地帶的參觀者覺得大寨的梯田很壯觀，回鄉後想号召鄉親們模仿。
小主，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，後面更精彩！ 就這樣，“農業學大寨”的口号以利弊交錯的态勢，在長達十四年的日子裡影響着幾乎每一個中國村莊。
1973年，年僅26歲的郭鳳蓮當選為大寨黨支部書記，從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。
1975年9月